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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传·第九章政治风暴中的不幸与幸(中)

编辑: 发布时间:2008-06-22 19:21:02 浏览次数:

第九章政治风暴中的不幸与幸(中)

1960年底,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老师沈从文。

信是l961年1月15日写的,当时沈从文正因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从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又下放到沙岭子劳动,他就一直为钟爱的学生牵肠挂肚。可在那样岁月,沈从文自己尚难保自己,根本无法帮助汪曾祺。他唯愿自己的学生,经得住这场政治的、生活的磨难和考验,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接到汪曾祺的来信,沈从文先生十分高兴,顾不上自己正在住院,马上就在2月2日给汪曾祺复信。他甚至等不得家中人为他找来信笺,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就急急地写起来。他有太多的话要与学生说,一下笔便收不住。夫人张兆和怕他因激动而血压升高,一再劝他写一阵歇一阵,不要太劳累,沈先生哪里肯听!这封信是钢笔小字,两面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竞长达十二页,不下六干字......

"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

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

汪曾祺在信中向老师报告了下放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两 年来的感受。他告诉沈从文,这两年,农村大部分农活自己都干过,什么样的困难都经历过,都咬着牙挺过来了。现在,身体比在城里好,力气也增大了。

汪曾祺也在信中向自己尊崇与信赖的老师诉说了内心的苦闷:在联系回北京工作时,原单位居然不接收,现在只好留在所里协助工作,究竟协助到什么时候,一时还很难说。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继续蹲在农村基层,先干几年再说。

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沈从文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汪曾祺在信中隐隐透露出来的苦闷,他则是予以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

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这话初看正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实上可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注重的是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学问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工作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料想沈从文写这一切时,很可能想起当年汪曾祺在西南联 大读书时的情景。那时,沈先生既发现汪曾祺可贵的文学天分,也发现他经受生活的磨练不多,遇到逆境,即易灰心,甚至进而产生颓废情绪。在做学生时,汪曾祺常借酒浇愁。有一次,沈先生从一处演讲晚上归来,发现路边一醉汉痴痴地坐着。他以为是难民,生了病,走近了看看,才发现竟是汪曾祺。沈先生赶紧和两个同学把汪曾祺扶到自己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汪曾祺才醒过来。沈先生之待汪曾祺,是师生关系,也情同父子。有一回,汪曾祺去看沈先生,牙痛,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桔子抱了回来,看着汪曾祺吃下两个,又把剩下的塞到汪曾祺怀中,嘱他多吃以清火。正因如此,沈先生对汪曾祺施之教育的同时,有时还发火。汪曾祺1946年从昆明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先生知道了,写信把他骂了一顿,其实是对汪曾祺击一猛掌,与平时对汪曾祺温和的教育,同是缘自一个"爱"字。从苦难生活九险十八滩闯过来的沈从文,十分希翼汪曾祺也能战胜生活中的任何艰难险阻而前进不息!饱经生活磨难,特别是经历过解放初期严峻政治磨难的沈从文,当然懂得反右斗争对汪曾祺心灵打击之沉重,如今,见汪曾祺闯过了第一关,在暗自庆幸的同时,沈从文明白,在汪曾祺前面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荆棘,因为无接收单位而不能回北京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一切无可避免,唯有盼望汪曾祺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不至于在新的挫折面前败下阵来。为此,沈从文这才鼓励汪曾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在沈从文看来,只要注重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就不怕生活道路上的雨雪风霜!这不仅有利于磨砺自己生活的意志,也有利于他日的文学创作。沈从文在信中向汪曾祺先容自己还 在阜外医院住院治疗高血压,空闲时读了一些小说--

前两天读完《安娜小史》,又读《战争与和平》。近又读高尔基《我的大学》,觉得极有意思,得到许多启发。因为社会真正是一本大书,是最好的大学。我是一个过来人,可以作证。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特别是在旧社会,被生活所迫,到一些毫不相熟,人和人也彼此缺少理解、缺少友谊,脾气并不一样,有很多时候甚至于是被人极端轻视、忽视的环境中去接受一切。但是,不管是勇敢还是怯懦,终于接受了它,到后来,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如写作,照托尔斯泰或高尔基去理解人,不仅明白人有多种多样,要表现他也不太困难了。不写作,对"人"既懂得多些,,自己也必然活得硬扎得多!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倒真是不容易得到的好机会。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这哪里是谈读书?沈从文这是借高尔基、也借自己所经历的"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鼓励汪曾祺在社会大学中闯荡一番。并相信,这样的生活教育,将来"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如写作,......不仅明白人有多种多样,要表现他也不太困难了。不写作,对'人'既懂得多些,自己也必然活得硬扎得多!"

作为学生,汪曾祺熟悉自己所尊崇的老师那不凡的生活经 历,他在为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l991年7月版)写的序中,曾经这样概括地叙述沈从文的非同常人的一生:

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

50年代初,他忽然放下写小说和散文的笔,从事文物研究,写出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大书。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也正因为汪曾祺熟悉自己的老师,所以,对于沈从文在信中的劝慰,汪曾祺自然倍感亲切,并深受鼓舞。而沈从文视汪曾祺如同家人,所以,他对汪曾祺未来的设想显得十分具体、周到:

时代大,个人小得很,唯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而又正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所以提到工作问题时,自己有打算,提出打算,比较具体,倒反而近于实事求是。若只笼统说听"组织分配",其实有时反而增加组织考虑上麻烦的。你想教书(例缦氲绞裁创笱В缃诿晒糯笱Ы躺? 文习作),想搞艺术,如像到故宫,都不妨开门见山提,荒唐些也不妨事。或许会办得到的。你什么都不说,有时分配到一些实在不好的工作上去,只是对事无补,对你也疙瘩。

"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

心,......始终隹畏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

既希翼汪曾祺经受得住严峻的生活考验,更希翼汪曾祺"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这该是沈从文先生写这封长信的两个主要目的。实际上,这两个目的中,最重要的又是后一个,即: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文学创作。沈先生一生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达七十余种,他视文学创作如同生命。解放后,却因政治原因被迫放下文学创作的笔。只要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寄予多么大的希翼。在沈先生看来,唯写作才是最有效的延续生命、扩大生命的方式:

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坚持学习,坚持工作,对自己十分刻苦,克服一切内外困难,完成这个心愿!这也是一种战争!不是和什么人争是非得失,只是战胜自己,把自己好好管制起来,从一件工作上战下去而已。我有时总极天真的也有点近于"古典天真"的想:拿破仑是伟人,那不成问题,可是大家即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同时世界上对拿破仑等英雄多存敬畏之心,对托等却充满了爱。这点历史习惯虽然也会变,也在变,可是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会变回去。

沈从文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一直寄予厚望,充满信心。他担心的不是汪曾祺写不出好作品,而是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尤其是担心他因生活上的困难或挫折而放下手中的笔。在西南联大,每逢见汪曾祺在《各体文习作》和《写作实习》课上写出好作品,他不仅指点汪曾祺作进一步修改,还把修改好了的作品力荐出去发表。当汪曾祺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而情绪消沉时,他一面严厉批评汪曾祺这种颓唐情绪,一面提醒他:"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现在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时回不了北京,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容易思想消沉乃至放下手中的笔。沈从文这才反复开导汪曾祺: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在沈先生看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能像叱咤风云的拿破仑,那固然值得羡慕,"可是大家即羡慕也学不来,......同时世界上对拿破仑等英雄多存敬畏之心";"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更重要的,世界上"对托等却充满了爱"。因此,沈从文语重心长、充满希望地叮嘱汪曾祺:

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沈从文在鼓励汪曾祺在任何情形下也要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时,对汪曾祺的创作才能作了多么热情的肯定啊: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汪曾祺那种用笔写人写事的才能,适应于今天的现实吗?沈从文充满信心地认为,能适应的,但一时还不行。为此,他特地在信中写下这么一段话:

......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会变回去。写作上的"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

为了说明"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会变回去",沈

从文幽默地向汪曾祺先容了他在阜外医院住院期间学气功时的一个有趣发现:

......气功目下成为西医公认为治高血压主要有效科学方法。但是学会后,才明白医生也不明白的,原来和二千年前秦汉方士谈的"导引",千五六百年前和尚的"禅定",五十年前同善社搞的"静功",同是一回事。所不同处只是为我讲学的年青西医,只能引用了几句巴甫洛夫"大脑皮层抑制"说法,附加到目下口传的打坐方法上去,即认为是"科学"。至于原有那个说的极细微的一大堆历史文献,或因为不读,或因为读不懂,只一例当成"迷信"不加过问而已。事实上,《内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庄子》、《列子》、《参同契》、《黄庭经》、《云笈七签》以至《奇门遁甲》,和民十九山东红万字会托名济公语录印行的廿本怪书,无不谈到而且相当精微,只是没有人过问罢了。过了几年后,年青医生中万一有人肯读书,又读懂了书中的内容,必会恍然朗悟,"中国原来有一个完整体系,可吠适寻,不必引用巴甫洛夫,更而扎实得多"。学懂了的,大致即可以到苏联讲学了。

你看,当前十分流行的"气功",实际上就是一二千年前的"导引"、"禅定";换句话说,一二千年前的"导引"、"禅定",经过漫长岁月到了现在"这一时辰",就又变了回来,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披上巴甫洛夫的"科学"外衣,成为"气功"罢了。沈从文在这里以"气功"为例,在谈必须辩证地看待变与不变的道理的同时,批评了生活中的一些人对祖国丰富的学问遗产采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这,不仅可笑,也可怜。沈从文举这样一个例子,目的还是鼓励汪曾祺一定不要轻易放弃那种用笔写人写事的才能,他坚信到了真正"百花齐放,,的那一天,汪曾祺的这种才能一定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定能写出"后来人会感谢你的"作品。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沈从文建议汪曾祺"在以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他甚至还这样恳切地劝导汪曾祺,"你能写点记点什么,就抓紧时间搞搞吧。至少还有两个读者,那就是你说的公公婆婆,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该算是有了群众。"这里所说的"公公婆婆",指的是沈从文和他的夫人张兆和,"永玉",即是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

事实上,汪曾祺那种为沈从文欣赏的独特的"用笔写人写事"的才能,真是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才得到充分发挥并且大放光彩,只要看到这一事实,大家便不能不承认沈从文l961年就劝导汪曾祺:"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其对未来形势的分析和预见是何等科学和正确!

"近来看了些文学书,血压也下降了些,不

免静极思动,心想还可以写个十来本本什么玩

儿的。

在反复劝说、热情鼓励汪曾祺在任何情形下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的同时,沈从文在信中向自己的学生透露仍想进行文学创作的强烈愿望。

沈从文的一生分为鲜明的两截:l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几十本小说和散文;l949年以后,直至去世,沈从文只有过一篇短短的游记,其余的就是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的文章。他彻底地从一个作家"转业"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所写的都是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对于这个"转业"之谜,汪曾祺也一直似懂非懂,后来才慢慢明白,特别是这次看了沈先生给他的长信,才逐渐形成一很显然,沈从文的"转业",是"逼上梁山"的结果,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他在这封信中说:"我希翼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心里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汪曾祺想起来了。以前沈先生挨骂的情况他不太清楚,仅他知道的,对沈先生的大骂,就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尖锐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因黄永玉之先容去看望沈从文,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沈从此成了好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l947年,沈从文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汪曾祺正在上海一家中学教书。有一天,汪曾祺在巴金先生家作客,李健吾先生也在座。李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文,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汪曾祺迅即把这意见写信告诉了沈先生,一连写了两封信。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从文是致命的一击。甚至可以说,是郭沫若这篇文章,把沈先生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令人感慨的是,事隔三十年,当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写序的却正是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

沈从文于解放前后曾经神经混乱过一个时期,甚至还自杀过。自杀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他儿时的一个游伴,后来当了军队大领导的一席谈话;也有人说是一个记恨的女人的一席谈话等等。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值得庆幸的是,经历了那次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沈从文不仅活过来了,且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从文学转向文物考古。人们都以为沈从文从此把文学创作忘记了,甚至连最了解自己老师的汪曾祺,也在沈从文"转业"之初,担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些名堂,后来,发现沈先生在文物考古上果然"另有一功"。汪曾祺又猛然想起沈先生十八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作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的IN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古书,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是沈先生学到了许多常识。这样看来,沈先生改行是有准备的、有条件的。于是,汪曾祺放心了,尤其是读到沈先生那些文物考古文章,依然充满着散文似的美,汪曾祺称这是"抒情考古学"。后来,在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时,汪曾祺在为沈先生写的祝寿辞里曾由衷地赞美沈先生所从事的文物考古事业:"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汪曾祺多次深情地想到:沈先生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如同黄永玉所说,沈从文先生"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其实,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对于文学创作,仍然是丢不下的,更不可能全然忘却。他写那么长的信,鼓励汪曾祺"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再三叮嘱汪曾祺:"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劝着,劝着,沈从文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近来看了些文学书,血压也下降了些,不免静极思动,心想还可以写个十来本本什么玩意儿的。真近于古人所说"跛者不忘履",还简直不忘飞奔。并不是想和什么年青人争纪录,那是不必要的......只幻想如果还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假定说,此后还可活过几年,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如居然到时又可印出来,不受人为限制在一个比较自然情形下,一定总还会值得有人去看,且不会让读者中毒的。

沈从文不但有强烈的文学创作的愿望,他还在信中透露已着手进行"写本故事"(一个长篇)的素材准备工作。这个长篇拟以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的事迹为原型,为此,他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极有意思,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沈从文甚至自信地认为,这本书用一年时间写完,写成了,"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沈先生的血压常常升得很高,"最难过时,只要死去赶紧烧掉完事",可是,血压一下降,却又想起还有一大堆事待做",而在这一大堆事情中,"还是写那未成的东西可没一定"。他把这次拟进行中的文学创作看成是一件"能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的神圣工作。他说:

总之,人既然还得好好活着,趁能做事时,就拼命的去做,才是道理!人不懒也有好处,事照例是做不完的。学什么则可望由不懂到懂,再下去即比较深入。另一方面自然是越深入越感到无知,不足,生活面越广,接触问题越多,自己也就越觉得十分渺小,决不会有什么骄傲。人越老,希翼工作希翼学习心情必然越强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例用"微笑"招架抵挡!

可惜的是,沈从文想重新动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这个计划中的长篇最终还是没有写成。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心理障碍太大。早在解放初期,他在写给一个叫吉六如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上,就清醒地估计到自己一时很难适应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如今,在解放后搁笔十多年并且改行搞文物研究之后,沈从文重又萌发文学创作之心,但他一旦想到这十多年来文艺界的风风雨雨,文学创作上"思"与"信"的矛盾并未真正获得解决,原来创作上的心理障碍便又重新出现,并终于妨碍他再次提起笔。他不能不想到,即使书写成了,"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沈从文改行之后,一头扎进了文物研究,"越陷越深",提笔之念,逐渐淡忘。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急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被文物研究占去了,他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尽管如此,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仍是充满信心:

(这可不能怪我对工作不认真。就工作来说,已够认真了,这些年来什么不写也是把写作看得过于认真的结果。不是懒惰。但是事实上倒是像有些人不那么认真还好些。)尽管诸事常在变,我怕来不及还看到我工作或工作态度的正当价值机会了。可是你还年青,能在这世界上多活廿年。我总多少有点迷信,以为国家十分大,过些日子或许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艺禾风格来写新的人事,来写"短篇"或特写,即"通讯",到另一时也全要变一变,写得十分活泼有生气!

沈从文一生给汪曾祺写过多封信,但l961年2月2日写的这封信最长、最重要、最珍贵。信中弥漫着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切、爱护、希望之情令人感动,所阐述的对人生、对文学、对历史的见解以及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展望堪称精辟独到、发人深思,而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史实,也因沈从文本人亲自叙述而显示出事实真相。这虽是一封私人交往的信件,但随着时间推移,却越来越显出珍贵的史料价值。沈从文从医院回家后,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正在沙岭子劳动的汪曾祺。现在能见到的是底稿,原信一直由汪曾祺珍贵地收藏着,可惜在学问大革命中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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